四月伊始，随着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挥出，全世界的媒体都迅速转向新的议题，公众似乎也即刻遗忘了三月末发生在缅甸的大地震。曼德勒，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这座城市中大多数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被毁，仿佛由一曲起自中南半岛上的挽歌，伴随着伊洛瓦底江汇入无声的安达曼海。1942年的三四月间，一位中国青年诗人来到此地，此行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观光，也非寻找灵感，而是追随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充当翻译，彼时的他尚不知晓这场国境线之外的战役能否成功，也并不知道他后来的人生会经历多少蜿蜒的泡影，他就是查良铮，他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穆旦。
像是约好了一般，图书市场里突然出现了两册关于穆旦的传记，在相同的“穆旦传”中，易彬与邹汉明分别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无论是“幻想底尽头”，或是“新生的野力”，都可以看作是穆旦短暂一生的注脚。毫无疑问的，学界开始重视这位一度消失在文学史中的诗人。传记不只是一种实录，对于穆旦这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而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细微的选择都将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1933年，尚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的他，首次以“穆旦”作为笔名，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了名为《梦》的短文，在文中他写下这样的话语：“由生而死，你若只为捞钱吃饭，娶妻生子，做一个人家口中的好人，一生平安过去，那只不过算你做了一个平凡的梦，你自身又觉到有什么趣味呢？”年少的查良铮，充满了对世界的憧憬，年少的梦，充斥着不甘平凡的宏愿，彼时他不会想到，他的所有梦想，全部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青年穆旦
要问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位诗人感兴趣，或许是大学期间，身边亦有这样的信友。虽然大学是一所以工科驰名全国的学校，但是却拥有一个优秀的诗歌社团。我的朋友S君从本科开始就投身于诗歌，并不是一个开玩笑的青年诗人，他组织社团活动，积极地点评大家的诗歌作品……诸般行为，皆是基于一种年轻的狂热，间或关于现实的苦闷与矛盾。如果要选择一种文学形式来象征青春，那么充满了混沌与激情的诗歌无疑是最好的载体，没有之一。
如果硬要给穆旦的青春时代作出一个评价，我认为他是相当幸福的。虽然父亲在一众叔叔、伯伯里是最“不中用”的存在，他却有一个相当尊重知识、渴望上进的母亲，书香门第也为他提供了相对优渥的学习环境。他求学的南开中学，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保持着中西并包的教学风格，这使得早慧的诗人在风云际会中拥有普通学生难以奢求的条件。穆旦日后对文学的贡献，对于中文这一语言的“服务”，配得上这份乱世中的幸运。然而就像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那样，诗人总是引领风气之先，但是被大众抛弃、放逐也似乎是个难以避免的结局。诗歌是精英的语言，是庞德所言“民族的触手”，在走向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写诗这一行为对于诗人本身也是一种塑造。纵观穆旦坎坷的一生，他似乎一直都在与这个问题较劲，也始终困在如何自处的问题上。或许从这个角度，公众可以再回过头来端详他留下的照片，如邹汉明先生概括的那样，诗人的“笑”在时间的蹉跎下有明显的转变，从青年时期灿烂恣肆的笑容，到经历远征军之后诗歌中出现的“看不见的笑”，再到度过浩劫之后“释怀的笑”。翻阅传记，我们就能目睹、追随这一天性浪漫的灵魂如何洗尽铅华，无论是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还是激浊扬清的报业岁月，难以更改的是一位文弱书生的底色。
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社员游昆明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西南联大，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在一个特定年代，一群特殊的人，汇聚在祖国边陲，试图在战火与革命的地动山摇间，为民族留下一张可以学习的书桌。由这一个历史瞬间凝结下来的各种故事、传说甚至段子，是互联网上、短视频中经久不息的创作源泉。但是对于亲历这一切的穆旦而言，这实质上是一个十分漫长的酝酿过程。能够追随闻一多、燕卜荪这样的大师自然是好的，但是真正将诗人淬火的或许还是实打实的长途跋涉，以及伴随其间的情感挫折。从北平到长沙，再远赴昆明，直至来到小城蒙自。其间，从长沙撤出的这段尤其值得注意，由于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长沙也受到了日军的威胁，诸所大学不得不再往西南转移。这一过程里，当时孱弱的铁路、公路条件，以及捉襟见肘的运输能力，制约了这些相当于“国宝”的大学生撤退的速度，校方随即决定组织一批青壮学生作为“黔滇考察团”，用徒步的形式赶往遥远的昆明。根据穆旦同学的回忆，当时穆旦很早就报名参与徒步，并且随身携带了一本英汉词典，一路上背诵学习，基本是学一页，撕一页，待到旅程结束，一本词典已经被撕得干净。这一路上，穆旦也不是读死书的呆子，贵州、云南奇特的自然、人文环境，深刻地改变了他原先浪漫单纯的诗歌风格。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阐释，之后在缅甸胡康河谷中的九死一生，以及逃出生天之后的诗风蜕变，在这场大学迁徙的徒步中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大约是2009年的样子，我无意间看到了上海纪实频道放映的纪录片《大师》，在关于穆旦的单集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诗人参与中国远征军的故事。根据两本传记的考据，穆旦作出抉择，放弃西南联大的助教职位，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发自真心为祖国服务的勇气；其二，西南联大给助教的工资十分微薄，当时穆旦尚须供养滞留在北方的家人；最后一点可能就是恋爱的失败，彼时他倾心的对象已经前往美国，再无可能结缘。穆旦通过吴宓的关系，加入了中国远征军成为一位翻译官。入缅作战的初期，远征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后因为中英高层在战役的目标上的分歧，远征军迅速陷入了困境，一度被日军包围，万般无奈下退入了人迹罕至的胡康河谷，而这场在死人谷中的跋涉，仅仅就是从文字上来还原，就已经触目惊心。“水汽蒸腾的胡康河谷（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原始森林里，人能够找到的吃的东西实在不多，连蚂蟥、蚊虫、毒蛇都饿极了，这些小东西遍地都是，它们逮住人就吃，越聚越多，很快就将士兵的尸体吃光。杜聿明的副官染病，在树底下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变成了骨头，已经被千千万万的蚂蚁吃掉了。”而我们的诗人则在战后和一个友人提到他曾亲眼看见一位军人的尸体，被蚂蚁啃食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但脚上仍旧穿着一双完整的军鞋。这一切进入了诗人的眼底，化作了这样沉重的诗句“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提到“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最著名的或许是发生在菲律宾的巴坦死亡行军。但胡康河谷的中国远征军所遭遇的灾厄，可能也远远地超出了后世的想象。穆旦所在的部队在进入河谷前有近11000人，而事后在印度的统计中，成功撤退的人数将将3000。原先怀揣为祖国、民族服务愿望的诗人，是否能够完全摆脱在河谷中的噩梦，是一个未知数，然而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个体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随着抗战的胜利，身处国统区的穆旦投身报业，然而在目睹社会上诸多不公之后，他针砭时弊却被当局排斥冷落，命运迫使他再次陷入了思考。
在阅读穆旦诗文以及传记的时候，我不时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味。在某些层面上，查良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气质、能量上都是一个堪与鲁迅匹敌的巨大主体。无论是阅读他的诗作，还是翻阅他人为其书写的传记，读者都会受到诗人行文风格的影响，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引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读者自己的语言，不自觉地转述着这位诗人的诗性、诗意与诗魂。
赴美求学之后回国的故事，在易彬先生《幻想底尽头：穆旦传》里被详细地阐释。这一部分文字的问世，很好地解答了穆旦后半生的诸多疑问，填补纪录片里的某些春秋笔法，但是也留下了诸多的困惑，比如诗歌，或者说文学，抑或是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穆旦与查良铮这一人两名，居然可以在某些时刻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而又因为完全不同的立场，让一个纯粹的诗人消隐了二十多年。穆旦晚年在书信里向一些青年诗人表达，自己的诗歌风格已经“不合时宜”，他早年追求诗应该是“发现底惊异”，如今却实实在在地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当然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噤若寒蝉的自我保护。诗人生于处在忧患困顿之际的祖国，在青年时期尽可能奔腾恣肆，在应该收获成果时横遭打击，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溘然长逝。穆旦一生确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澎湃，但是作为浪花一朵，也只不过留下些许涟漪，汇入历史的长河里，奔向浩瀚无垠的尽头。
穆旦《冬》手稿
也是最近，看到青年作家张怡微在小红书上的推文，她提到我们一般都认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至理名言强调的是向上，是进取。然而她现在觉得，书恰恰是你觉得困惑、彷徨，需要后退思考时能够“踩住脚的阶梯”。历史上的危机是如何度过的，历史上的人是怎么去思考、化解危机的，这或许才是知识本身赋予人类最有价值的意义，那种在绝望中坚韧的勇力。
动荡的岁月过去，文艺的春风拂过。寂静许久的诗人周边，突然又聚集起了一批热爱诗歌的青年。上述三个问题，是穆旦询问青年郭保卫的话语，这里有疑问，也有试探，是诗人小心翼翼伸出的触角，也是他渴望被重新认知的姿态。穆旦的女儿回忆，在时局最为艰难的日子里，穆旦最挂念的除了家人，就是他尚在翻译的《唐璜》，以至于末了，《唐璜》有了出版的可能，他兴奋到忘记病痛，忘记了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是在时局最艰难的日子里，亲人的回忆中，这位前半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诗人，完成了在学校的“规定劳动”后，回到家里仍不肯休息，在一片狼藉的家中借由昏暗的灯光，把生命的所有奉献给了这部拜伦的长篇诗作，如同战斗一生的英国诗人般，用自己的姿态在“普通的一生”里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